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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参照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时间:2019-05-13 09:37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几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明显减速,从2010年的10.3%降为2012年的8.6%。林毅夫从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缩减的需求侧原因(因而也是周期性原因)解释这次减速。按照他的逻辑,一旦可以打破需求瓶颈,即如他建议的进一步加强投资刺激,周期就可以得到应对,中国经济仍可以回到原有的轨道。通过把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林毅夫当时(2011年)发现,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因此,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带来人口红利。
 
  我们在用计量经济模型分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因素时发现(如Cai and Zhao,2012):首先,最大的贡献因素是资本积累,这得益于两个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即抚养比下降创造的有利于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以及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维持的较高资本边际报酬率;其次,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提高毋庸置疑是人口因素;再次,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见,以往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
 
  因此,在对发展阶段进行判断从而预测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考虑或者忽略这个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得到的结论就与按照人均GDP标准得出的结论迥然相异。
 
  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图1)。例如,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但是,真正开始显著上升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上升,在时间上甚至大体与中国相同。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估算,从而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蔡昉和陆旸(2013)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了1979—202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各时期的平均数来看,1979—1994年为9.66%,1995—2010年为10.34%,2011—2015年下降到7.55%,预测的2016—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6.20%。
 
  林毅夫指出,人口是个慢变量,而经济增长减速是短期内发生的。由此他认为,用人口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合逻辑的。这个疑问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也常见于这些年针对我的其他批评意见。说到人口红利,的确需要将其放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作为经济学概念进行讨论。经济增长是指GDP每年增量与总量的关系,是总经济规模的一个即期变率。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正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之前一直是下降的,到达谷底之后则迅速提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类似,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前迅速增长,之后则进入负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方向性或正负符号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能力、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度。
 
  退一步说,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表明,长期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却与未能对长期必然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关。例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本可以缓慢减速,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几乎一致认为增长减速是需求侧因素所致,进而采取了五花八门的刺激政策,从各个领域催生经济泡沫,直至泡沫破灭导致陡峭的经济跌落及长期的增长停滞。相反,新加坡在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迹象初现时,就有意无意地从供给侧着眼,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放松外籍劳工管制延缓人口红利,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赢得新的增长源泉,从而避免了剧烈的增长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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